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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 贞观之治 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总结性地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巨大意义说: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这个概括的说明,科学地指出了农民群众起来打击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强有力地驳斥了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归结为帝王将相行动结果的历史唯心论谬说,给予了我们以正确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钥匙。

  隋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之一酷的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了解隋末农民战争之所由兴起;如果不能知道这种统治对于生产的破坏是如何的严重,也就不能完全了解隋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又譬如说,如果不知道隋末农民战争的经历,不知道起义军如何兴起,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中,由据险自守到进攻城市,由劣势地位转向优势以至在基本上摧毁隋朝的统治;不知道例如象唐高祖李渊如何在起义军的壮大声威之下,由镇压农民起义转向利用农民起义,并与李密起义军联和;不知道例如象李渊的军队怎样在起义军,主要是李密起义军牵制住隋军主力的条件下,才获得由山西渡河入陕、进而夺取长安的可能等等的问题,就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唐初统治者懂得一些农民的力量,从而采取了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同样,如果不知道农民在起义的过程中,如何给予整个大地主阶级,特别是关东士族(北朝以来山东、河北、河南的大地主)以沉重的打击,也就不能了解唐初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某些政策,例如“均田”制度,为什么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有效地实施(这里所说“有效”只是比较而言,实际在封建制度下,不独所谓“均田制”本身并不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其实施的程度也有极大的限制,唐初并不例外),等等。但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围绕着第三点进行研讨。其他分目,俟以后再论。

  二

  在分析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的——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思想之前,先须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即: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隋代还处于号称富强的时期,而不久以后,由于起义军以及在起义军影响下兴起的反隋军的沉重捶击,隋便结束了它的统治。

  隋的统治时间极为短促,自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创建隋朝起,至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被杀、最后覆亡止,历时只三十七年。而农民起义爆发于隋炀帝第一次大举进攻高丽之前一年,即公元611年,上距隋文帝始建国,不过三十年;上距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之年,即公元589年,只不过二十二年。

  在隋代,朝廷拥有巨大财富。唐史家杜佑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通典》七《食货·丁中》原注)炀帝中年以后,以用兵频仍和奢靡滥用之故,虽然耗费极多,但直至起义军大兴之时,仓廪府库,仍称充实。例如:李密“开洛口仓散米”,就食者“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通鉴》一八六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据东都(东京洛阳),城内“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燃)布以爨。”(《通鉴》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唐高祖李渊所占有的晋阳,号称“食支十年。”(《旧唐书》六四《巢王元吉传》)西京(长安)的府库,则直至贞观年间,犹未用尽。(《贞观政要》六《论奢纵》马周疏)

  。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它也就起着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要想全面地了解隋末农民战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须研究许多分目。例如:(一)隋末统治者对农民施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二)隋末农民战争的经历;(三)唐初统治者的——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的——思想,以及农民战争对于这种思想的形成的作用;(四)唐初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具体政策及其实行的程度;(五)唐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具体表现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分目是互相关联着的。譬如说,如果不知道隋末统治者对于农民施行了怎样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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